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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厢轻微摇晃。广播提示即将抵达东京站。 尚衡隶睁开眼,从包里拿出手机,开始发邮件。收件人是森川,抄送渡边。 标题:“关于滨田央伶女士列席听证会的安保及舆论应对建议”。 内容简洁,列出三点:1.轮椅通道安排;2.媒体接触管理建议只允许NHK和朝日新闻两家;3.发言稿审核“她可能会自由发挥,建议提前沟通重点”。 发送。三分钟后,森川回复:“已安排。辛苦了。” 渡边也回复了,但内容更长:“尚教授,关于此事,党内有不同意见。部分议员认为利用受害者家属‘作秀’不妥。请做好应对准备。” 尚衡隶冷笑,回复:“诶…不是‘利用’,是‘邀请参与’。如果有人认为倾听受害者的声音是‘作秀’,建议他们亲自去曼谷的仓库关八天,体验一下什么叫‘真实’。” 发送后,她关掉手机,看向窗外逐渐密集的城市灯火。 “啧啧啧,下周有好戏看了。”她说。 周一上午,霞关。 自民党总部大楼八楼的会议室里,烟雾缭绕。 不是以往的香烟白雾,而是几乎能凝固成水滴的巨大压力。 森川雅子坐在长桌一侧,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文件。对面坐着三个人:干事长代理安藤六十岁,鹰派,政调会长代理佐佐木五十八岁,鸽派,以及总务会长代理伊东六十二岁,骑墙派。 三人的共同点是:都是男性,都穿着深色西装,都盯着森川的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规矩的外来者。 这很不妙了。 “森川君,”安藤先开口,语气是前辈对后辈的“亲切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