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杯敬为构建美好新世界付出惨痛代价的人们（上）

告诉我白色代表歉意，红色代表炽热的爱，黄色则代表思念。我挑了一束黄玫瑰，中间夹了一支白玫瑰，为自己的巧思沾沾自喜。

    赫尔佐格告诉我埃里希已经脱离危险，他也没什么能做的，只需静养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

    病房不小，但因为病人过多也稍显拥挤。行军床依次排开，中间用白布做屏障间隔保护隐私，介意囚犯们没有任何私人物品也不会有人慰问，除了用来挂药和洗漱用品的架子外，室内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，一切都是白茫茫的，只有几团隆起的床单高低起伏，轮廓像他们永远回不去的故乡的雪山。

    整个一区都弥漫着那种医院特有的味道，刺的鼻腔发痛。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细微的呻吟衬的空气越发安静，好像现在还处于深夜而囚犯都在沉睡。没人说话，大家都乖乖坐在标了自己名字的床上，像刚出生的孩子被放在保育盒里一样，或蜷缩或平躺，呆滞木然，面无表情，偶尔无机制的转动眼球表示没有死透。他们注意到我，或者说，我手中的鲜花。一个褐色卷发的年轻男孩甚至撑起身子，努力想多看一会儿，脖子贪婪的伸得老长，露出被烫伤的锁骨。我轻快的走过一张张绝望茫然，瘦骨嶙峋的脸。我真的变了，那些脸转瞬即逝，在我的心中留不下丁点记忆。我还记得瓦耳塔刚建立时从南方来的第一批俘虏。脏的像煤炭工，衣服有破烂不堪，大多因为长久的行走鞋子破烂不堪，赤脚伤痕累累。他们站在广场上，颓废又疲倦，用一块衬衫布裹住头和脖子御寒，冷的瑟瑟发抖。随着莱勒诺夫两声急促的军哨，他们手忙脚乱的拍成四列，等待我们准备战俘的档案－－－那时瓦耳塔的军官很少，一切都需要亲力亲为。卡扎罗斯男人们一个个走到桌前，摘下帽子和围巾，核对证件，收到